作为《基本法》之后最重要的涉港法案，港版国安法的开创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。从中既能看出北京对过去数年香港情况的“愤怒”，也能看到中南海试图努力保持“一国”与“两制”，自由与安全两种价值平衡的努力。该法条出台后，有人断言“一国两制已死”，有人说这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压舱石，众说不休，我们又当如何解读和认识这部港版国安法？
这可能是“九七”之后，香港人第一次没有在“七一”这个特殊时刻收到来自北京的蛋糕，等来的确是一部堪称严苛的“港版国安法”。中国人谈论历史喜欢说“雷霆雨露，俱是天恩”，套用于今日香港身上依然适用，“国安法”这道雷霆之后，北京这个“天”何时再送“雨露”？“雨露”会有哪些？很多人在拭目以待。毕竟缓和香港乱局，一部《国安法》只是扬汤止沸。真正为港人继续派蛋糕，助力港人解决困扰一生的民生问题，解决香港深层次、结构性矛盾，才是釜底抽薪之举。
愤怒之后 北京当化解港人“不安感”
首先，必须要承认一个现实，“港版国安法”的确是一部严厉的法律，从中也能看到北京对于香港国安事务尤其是2019年“修例运动”的愤怒与不满。观察人士认为，无论北京自己意愿还是忌惮外国舆论，实际上北京政府都不想落下破坏一国两制的恶名。但国安无小事，若早年香港能够如澳门一般自行通过“二十三条”立法，北京本不会多加干预，但是“二十三条”迟迟不得通过，且港独势力迅速抬头，这就迫使北京不得不插手干预。因此这部“港版国安法”也可以说是香港倒逼北京的结果。
既然国安法如此严厉，对于香港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，港人的“不安感”可想而知。很多人在猜测香港会否如九七之前再度发生“移民潮”。若港人大批离开香港，这显然不是北京想看到的局面，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局面仍然符合北京利益诉求，因此在“港版国安法”后如果消弭港人的“不安感”，就成为摆在北京案头上的议题。
若我们追溯“港版国安法”缘起，该法案最早可见于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。当时官方公报在一国两制部分提到“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”，外界解读为中共准备就香港国安事务立法而释放的讯号。
此事表明，那个可能被很多人忽略的四中全会上，中南海的决策者们已经对于如何解决香港问题，有了全局性的规划，今日外界所见的国安法、国安公署等一系列政策，只是结果，真正的伏笔已在一年前埋下。回到中共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，其中提及香港的部分具体又说了什么？或许能够回答北京要在“国安法”之后要做什么这个问题。当时“公报”全文中列举了五项主要涉港措施，也就是北京接下来打算“做什么”。
“公报”第十二节第二条关于一国两制部分写道，1、健全北京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。2、完善北京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，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北京的各项权力。3、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，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。4、健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对北京政府负责的制度，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。5、完善香港、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、同内地优势互补、协同发展机制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，支持香港、澳门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，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。
对以上五条进行解读，“落实全面管治权”，“依法行使北京各项权力”，“建立健全维护国安法律制度机制”，“健全特首向北京负责，北京支持特首”等四项，都已经直接或间接通过“港版国安法”落实。例如由香港特首领衔，港府主要官员组成的香港国安委，“不受香港任何其他机构、组织和个人的干涉”，工作信息不予公开，由国安委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覆核。香港特首的权力边界进一步扩大，便是北京继续支持特首的印证。
请注意，四中全会公报中谈及香港的第五条“完善香港、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、同内地优势互补、协同发展机制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，支持香港、澳门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，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”，自2019年10月迄今并未大动作。
也就是说，北京明确认识到，这些年总有人把香港内地的矛盾核心，定性为政治议题，例如一人一票的诉求。但其实更根源的问题应该还是出在经济上，只有根本性的解决了香港经济民生上的问题，香港的风波才能平静下来。因此可以推断，若将“港版国安法”比作北京震怒、惩罚香港的“雷霆”，在此之后，无论是政治操作还是现实情况，都决定北京还是要对香港施加“怀柔”，释放惠港政策，消除港人的不安感。
回归后北京未曾停止派糖
在评判北京对港政策时，都不要忽略一个原则，即“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才符合北京的切身利益”。这个政治判断决定了北京既需要在香港可能自身不稳定，或者出现对于大陆不稳定的事端时，必须要出手干预，即我们看到“港版国安法”出台。也决定了北京一定会不断“派糖”、“送蛋糕”，维护香港作为“一国两制”样板的繁荣。
香港回归以来，这座城市曾经遭遇过一系列的内外挑战——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、2003非典型肺炎（SARS）、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、2011年美国主权债务危机等等。回顾一下，在这些危及中，北京政府的身影频繁出现，为香港撑腰。不仅在香港遇到挑战北京“扶一把”，每逢重要区域发展方略出台，以及香港重要时刻，北京也不忘“送礼”。
例如2001年出台的“第十个五年规划纲要”，首次提出“巩固和加强香港的国际贸易、金融、航运中心地位”。此后的两个五年规划，继续对港青眼有加，“十二五”规划将港澳单列一章。2003年，《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协议》（CEPA）签订；为扶持SARS后香港经济，在港府要求下，内地出台政策，鼓励个人前往香港旅游（ “自由行”）；2008年推出14项挺港措施，2011年推出“惠港36条”。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（2008-2020年）》、《粤港合作框架协议》（2010）等区域规划，《“十二五”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》（2012）等专项规划，也为香港留出专门的篇幅。更是在近两年陆续推出粤港澳大湾区、港珠澳大桥、广深港高铁等政策，只是在香港引发了褒贬不一的争议。
当然，很多港人，并未切身去了解，感受到北京所送的“蛋糕”。因为他们的生活仍然难以看到希望，这是藏在政治问题下的经济基础，也是所说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重要内容。
2019年香港GDP下降1.2%，创下了十年来首度下跌。一季度GDP按年下跌8.9%，更是创有记录最大跌幅。而即使是前几年，香港的GDP总量同比增长不到2%。而一河之隔的深圳，GDP增幅保持在9%左右。持续的经济下行带来的是贫富分化加剧，产业真空，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，经济上依赖陆客，年轻人就业上选择少，香港年轻人是因为看不到希望，才那么着急想要寻求改变。就以DSE（香港文凭考试，即香港高考）为例，自2012年首届文凭试至2018年，一共诞生61位状元，当中有超过一半、即32人入读医科。2019年的12位状元中有10人志愿行医，这都是因为医学系是香港起薪点最高的专业，平均5.4 万，是传理类的将近5 倍。这从侧面证明在香港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是如何单一。
因此，对于北京而言，国安法的威慑作用已经初步显现，政治问题解决后就要解决根本性的经济议题，北京接下来一定会在经济民生领域持续释放善意。例如北京将帮香港解决困扰已久的住房问题，香港01曾报道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北京两会期间，曾提到房屋是香港深层次问题之一，希望香港恢复社会稳定后，集中精力解决香港的经济、社会深层次矛盾。有资深建制派人士近日收到可靠消息，北京正研究以创新手法助港解决困扰已久的住屋问题，在大屿山以南、珠海市的桂山岛填海，然后借让香港建造房屋，包括兴建大数量解决基层住房问题的公屋。
再例如年轻人就业问题，既然香港产业空心化难以逆转，受制于狭小的本地市场和目前大财团对传统行业的高度垄断，单纯在香港本土寻求出路恐怕很难。北京可以在大湾区政策上继续做文章，鼓励港澳青年到内地学校就读，解决香港年轻人在大湾区创业所遇到的征信难，融资难等问题。可以鼓励香港年轻人在内地国有企业、事业单位工作，甚至可以报考中国公务员。
虽然中国政府希望通过“乱世用重典”的方式，用一部“港版国安法”一劳永逸解决香港的国安问题。但从该法案立法精神，以及回顾2019年修例风波乃至1997年后香港回归后的大事件，表明中国政府仍然将“一国两制”作为国策来执行，希望香港社会能够延循现有运行方式，不干涉多数港人的正常生活。甚至在这场狂风暴雨、惊涛骇浪后，将继续给予香港更多的惠港政策，让狮子山下永葆繁荣稳定。
